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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最后的日子请兰考的同志将麦穗捎给他给女儿留下一本书

发布日期:2022-04-20 07:09   来源:未知   阅读:

  17年前,他参加革命,就没有再踏进家门。这是他离家后第一次回家乡,也是最后一次。

  焦裕禄和程世平一起坐在炉火旁,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老程啊!你今年春节打算回家过年吗?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就值班看门。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家看望老母亲了,打算今年带老婆孩子回家过年。

  焦裕禄夫妇有6个孩子,还有老人要赡养。平时已经过得紧巴巴的了,还要拿出工资救济穷困群众,现在回山东,连路费都凑不齐。

  程世平点点头,心里也不是滋味。他注意到焦裕禄在炉火旁还在打哆嗦,一摸他身上的衣服,竟然就是件空心的棉袄。

  焦裕禄却答:咱没衣服往里面套啊!没布票,钱也紧,将就着吧,许多群众棉衣还穿不上。

  程世平听完,一定要拿自己的布票给焦裕禄,焦裕禄连连推辞,程世平劝他一定要做件内衣,不然回了老家,要让老母亲看了心疼担心。

  就这样,程世平硬拉着焦裕禄在风雪中跑到了大街上,挑了一身便宜的处理布料。

  焦裕禄回老家这天,村里人听说大官回来了,都跑去看。结果焦裕禄一身旧棉衣,打着大布丁,脚上还是双旧胶鞋。穿的还不如村里的穷小伙子。

  焦裕禄在老家待了半个月,这是繁忙的焦裕禄和孩子们最亲密的半个月了。一路上爸爸和他们讲沿途城市的故事,烈士的故事,成了孩子们最后的一段温馨回忆。

  1964年 3月14日,他在县常委生活会上讲:在兰考一天就要干一天工作,但最苦恼的就是自己身体不太好,肝疼,扁桃体肿大,现在又多了个腿疼,工作搞不上去……生活上问题不大,春节回老家借了300两块钱,这个月可还100,争取3个月还清,工作上有些急躁,有时对下边的同志批评不够恰当……

  从这段讲话之中可以看出来,焦裕禄的肝病已经很严重了。女儿焦守云甚至觉得,爸爸最后那次回山东老家,好像就在和家乡诀别一样。

  焦裕禄最后受的苦,徐俊雅是最清楚的。冬天的时候徐俊雅把秋衣、棉衣、罩衣都套在一起,放在两层被子之间捂热了,再给焦裕禄穿上。

  焦裕禄如果有点精神了,就会在家里为操劳的徐俊雅拉二胡。焦裕禄那如泣如诉的二胡声,好似他在一遍遍对妻儿们诉说着自己的不舍。

  一天,焦裕禄和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骑自行车下乡检查有关工作的落实情况。

  焦裕禄缓慢地骑着,看着路边的每一棵树和每一块农田,都是欣慰而不舍的表情。在上坡之时,他实在骑不上去,肝疼又开始发作了,他下车蹲坐在地上,用手不断抚摸疼痛的地方。

  而焦裕禄只是歇了歇,又站了起来,推起自行车向前走。他对张思义说:事情等着我们去办。

  张思义着急了,直接道:焦书记,你的病很重了,万一出了问题……兰考人民需要你……

  焦裕禄一听却笑了起来:我一个人能有那么大能耐?党和36万兰考人民才是改变灾区面貌的力量嘛!再说我这病,我就不信治不好。

  焦裕禄好不容易走到三义寨公社,公社书记一看他气喘吁吁的样子就知道他的病又犯了,同志们都在劝他回去好好休息。而焦裕禄只是拿出笔,让公社书记赶紧汇报情况。

  他缓慢地记录着,字迹歪歪扭扭,笔也掉下好几次。同志们实在不忍心,一齐劝他,他却还要坚持四处看一看。

  同志们七手八脚将焦裕禄送到县城治疗,他不愿住院,不能按时来医院打针,肝疼刚有点缓解就在外面东奔西走。

  医院为了不中断治疗进程,安排一位上下班经过县委的护士顺便给焦裕禄打针。两次打针之后,焦裕禄却觉得自己在搞特殊,坚决谢绝了医院的安排。

  焦裕禄是被同志们强行送到医院里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肝脏的疼痛一次比一次强烈,也更加频繁。医院建议他立刻转院治疗。

  县委领导决定在3月22日送焦裕禄前往开封治病,临行前,焦裕禄说还有些事情要部署。

  他详细安排了工作,始终放心不下,又单独找了几位同志谈话。结果一直到了晚上,县委安排的车辆还是没有出发,行程就这样又耽搁了一天。

  半夜,他又被疼醒了,披衣坐了起来,开始着手写文章。文章的标题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那是春节刚刚过去不久,河南日报社同意专门为兰考县除三害制定专版,为兰考县宣传。焦裕禄召开了通讯员会议,让几位骨干各自领取写作任务,县委的文章由他来写。

  在昏暗的灯光之下,焦裕禄写下了文章标题,列下了四点纲要,因为剧烈的疼痛,他笔都拿不住了,无法写下去。他尝试用茶缸盖、鸡毛掸子、钢笔管顶住,试图缓解疼痛,都没有什么用。

  第二天一早,负责这项工作的通讯员刘俊生听闻焦裕禄要去开封治病了,将几位通讯员完成的稿件交给焦裕禄审阅。

  刘俊生走到焦裕禄的办公室之时,焦裕禄伏在桌子上,左手用一只茶杯顶着肝痛的地方,右手还在缓慢地书写着。他面色苍白,身体微微颤抖着,看到张俊生来了,为难道:我的文章没办法完成了,你让张钦礼书记写吧。

  看着焦裕禄被病痛折磨的模样,刘俊生肚子里一番话怎么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点头。

  本来县里是安排了一辆美式吉普车送焦裕禄的,他谢绝了。他也不愿架子车或者自行车载送,而是一步步喘着气,走到了火车站,对着同志们不停挥手,让他们赶紧回去,别耽搁事儿。

  焦裕禄住进了开封医院,他心心念念还想着兰考的工作,医生劝他好好养病,他却着急着赶紧回去,最好能在兰考一边工作,一边治病。

  地委领导派人反复劝说,告诉他让他去郑州是为了让他尽快痊愈,更好得为灾区的人民服务。

  徐俊雅知道丈夫病不轻,万没有想到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她不忍心马上告诉焦裕禄,哭过之后赶紧擦干眼泪,回到病房。

  焦裕禄便不多问了,他其实多少能猜出来,因为那时候医生已经通知了他转到首都北京。

  北京医院的专家对焦裕禄的病情进行了会诊,剖开了他的腹部,判断焦裕禄已经是肝癌后期,皮下扩散。

  和徐俊雅商议之后,他们递给焦裕禄一张虚假的病例,上面写着:慢性肝炎,注意休息。

  专家建议用最保守的治疗方式,并且告诉徐俊雅,焦裕禄的生病最多还有20天的时间。

  那时候的治疗手段有限,病房里的癌症患者都在不停呻吟着,只有焦裕禄一直一声不吭。医生查房的时候,他经常疼得满头大汗,但他只是忍着,什么要求都不提。

  焦裕禄的食欲很差,一顿饭根本吃不了几口,护士们想给他送营养餐,他就是不同意,每次都是稀饭面条。

  因为疼痛,焦裕禄的右手几乎一直捂着肝部,他的病房里有一把藤椅,焦裕禄常坐在这张藤椅上,胳膊肘则顶住藤椅右边,没多久,藤椅的右边扶手下被顶出了一个洞。

  在那里负责记录焦裕禄病情的是一名医学生,他当时只知道焦裕禄是一名干部,而且是一位很朴实、很随和、很怕多花国家一分钱的干部。

  即便非常痛苦,焦裕禄也没有悲观。每次兰考县来了人,他再疼都会尽量起来,迎到门口,脸上似乎都有了血色。

  他总是笑吟吟对着来人说:我病了不能工作,还在花国家的钱,还麻烦同志们来看我,我心里很不安啊。

  对同志们,他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一直在询问除三害工作进展的情况,几乎不会谈到病情。

  除了同事们,来医院看焦裕禄的大多是兰考的农民。他们都非常安静地站在外面等着,生怕打扰到焦裕禄休息,有的时候,会派两三个代表来。

  他们看到焦裕禄都掩不住难过,就像至亲的亲人生了重病一样,有几位老人会抱住焦裕禄痛哭。焦裕禄都在安慰乡亲们不要担忧,乡亲们带来的鸡蛋和花生,焦裕禄都不会收,让他们都带回去,一直叮嘱他们,在医院他吃的很好,啥都不缺。

  医生护士们也劝焦裕禄少些操劳,焦裕禄却说:兰考就是我的家,走得再远,你也不能不关心家里的事啊!

  5月4日,女儿焦守凤来到医院看望爸爸。焦裕禄瘦了很多,脸色蜡黄,说话都费力气。

  这天外面正在下暴雨,焦裕禄显得有些不安,他对女儿说的第一句话是:小梅,咱兰考淹了没有?你把实际情况告诉我。

  焦守凤眼里含着泪,使劲摇头。焦裕禄却还是不放心,一直叫徐俊雅回兰考看一看庄稼怎么样了。

  焦裕禄好几次托主治医生去联系刘俊生,刘俊生得到消息之后当天就去了郑州医院。

  焦裕禄见到刘俊生,话就没有停下来。他每天都看报纸,却一直没有看到兰考的专栏,他问刘俊生兰考的新闻专版有没有进展,刘俊生很遗憾地告诉焦裕禄,总编辑室的同志告诉他暂时不能发了。

  焦裕禄在住院期间一直挂念着这件事,他脸上有些失望,还是和蔼地对刘俊生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到位,不发,也是对我们的鞭策。

  焦裕禄沉默了一会儿,又问起兰考最近的情况:大雨有没有把沙区的麦子打毁了?老韩陵的泡桐种了多少了?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如何了?

  刘俊生一一作答,庄稼都没事儿,小麦长得平平坦坦,泡桐树也发芽了,看样子都成活了。

  焦裕禄很高兴,他是真的高兴。连续的对话耗费了焦裕禄太多的精力,刘俊生还在兴奋地说着小麦的长势,焦裕禄竟然昏迷了过去。

  等到焦裕禄再醒过来,迷迷糊糊看到刘俊生还在,他一把抓住刘俊生的手,喘着气说道:刚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兰考的小麦丰收了。你这次回去,一定请人捎一把秦寨碱地上的麦穗来,叫我看一看。

  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来探望他,他握着张钦礼的手:我的病咋样?为什么医生都不肯告诉我呢?

  焦裕禄从自己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递给张钦礼: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斗争下去。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此后,焦裕禄两次病危,他对医生说:不要给我用什么贵重的药了,留给更需要、更有希望的同志们吧。医生看他疼得浑身冷汗,想要给他打一针吗啡,焦裕禄就是不愿打:我能忍住。他打听过,那时候吗啡一个病区只批2到3针,他舍不得打,舍不得看其他人受罪。

  临终前,焦裕禄取下了手上戴了多年的手表,递给了女儿:小梅,你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我留给你的,只有一套《选集》。可是我身边的这一本,现在还不能给你,我还能活些时候,我还要是看它几天。以后,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依靠它去工作,生活。

  随后,他对徐俊雅说:你一定要坚强起来,你要顶得住,绝不能倒下去。生活上要艰苦一些,不要随便伸手向组织上要钱要东西。

  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选集》,一本是《论员的修养》。

  和焦裕禄生活了14年的徐俊雅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她才33岁,丈夫的离去让她更加内向,心中的苦楚,始终不愿意说出来。

  焦裕禄留下了6个孩子,在他们的回忆里,那段期间,整个家都是浸在泪水里的。

  埋葬焦裕禄的时候,徐俊雅几次想要往焦裕禄的棺木上撞去,被身边的人死死拉住。

  焦裕禄的母亲李星英看着儿子下葬,她没有哭。兰考县委领导来看她,约好大家都不哭的,屋内还是呜咽声一片,她老人家一个个安慰他们:同志们,不要哭,哭是没有用的。

  在儿媳和孙子孙女面前,李星英一直忍着泪,一直到回到了山东,在博山八陡火车站,她一下车就趴在了地上,手抠着黄土哀号:我的儿啊,我的儿啊……

  很久之后,有人问老人家为什么不哭,她说:俊雅还年轻,又带着6个孩子,将来所有的事都要靠她一个人。我在那里哭,俊雅怎么活呀!

  焦守云说到奶奶,总是在赞扬:不是这样的女人,养不出这样的儿子。奶奶的隐忍和坚强,影响了父亲的一生。

  逢年过节,是徐俊雅最容易触景伤情的时候。有时她端着饭碗,突然想起了焦裕禄,手在发抖,碗也掉在了地上。

  焦裕禄离开后的最初几个春节,徐俊雅为了压抑自己,整夜都在包饺子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也不让任何亲人帮她。到了大家伙都放鞭炮庆贺的时候,徐俊雅就把自己闷在床上一整天不吃不喝,哭累了睡,睡醒了又哭。

  一家人,无论搬到哪里,都会将焦裕禄的遗像带着,每天都会擦一擦,就以这种方式陪伴着父亲。住在兰考的时候,徐俊雅一早一晚都会到焦裕禄的墓前走一走,和焦裕禄说说话。

  徐俊雅在兰考县统计局工作,每个月工资57元。除了孩子,还有孩子的奶奶和姥姥要赡养。

  焦守云记得有一次母亲去街上买鸡蛋,家里没有零钱,就带上了10块钱。鸡蛋贩子拿接过10块钱说找不开,就说去换钱来找给徐俊雅。那贩子走了许久都没有回来,徐俊雅回家哭了好几天。10块钱那时候是一家人一个星期的生活费。

  焦国庆实在舍不得辛劳的母亲,一度觉得念书就是在家里吃闲饭,13岁这年他放弃了念初中和大姐焦守云去当兵了。

  6个儿女一个个走出了兰考,都在外地工作。徐俊雅退休之后不愿和儿女们同住,而是独自留在兰考焦裕禄烈士陵园附近的家中,这样,她每天都可以到丈夫的墓前走一走,和他聊聊天。哪怕她后来老了,被病痛折磨着,走路都走不动了,还是要坚持每天去。

  焦裕禄留给家人的,可以留下来做纪念的物品很少很少。焦裕禄曾经对刘俊生说:你要把镜头对准群众,不要给我照。刘俊生拍了3000多张和群众有关的照片,只给焦裕禄拍过4张照片,其中有3张都是刘俊生偷拍的,焦裕禄并不知道。

  当年焦裕禄在朱庄亲手种下的那株泡桐树,随着岁月的流逝长了一圈又一圈,当地的群众称他为焦桐。

  这曾经荒芜的沙堆,掩埋着焦裕禄的心血,浇灌着看似孱弱的树苗和麦子。他生前,怕树长不大,麦子长不好;他走了之后,兰考人民,看到高大的泡桐树,心都是疼的,吃口馍,泪都止不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全网最快开奖现场